医疗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解释

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原理之一的边际效用（收益）递减规律来解释。无论何物，拥有增多，增量资源配置随之减少。但有一个例外，这就是我们的健康。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期望在提高，其资源可能会递增，而不是递减。

从主观效用讲，人们的健康边际效用并非随高龄而递减；从客观效果方面讲，随着人们的寿命越接近自然极限，继续提高所需的边际资源也越增加。

经济学家举了个例子，我们今天为从73岁提高到74岁所要付出的努力，不会比之前比如60岁时所要付出的努力少，甚至我们更希望通过努力再去提高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人类对健康的使用，不是递减的规律。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到了100岁，你往101岁增进时，你所需要的服务，包括医疗服务，比从73岁提高到74岁要高，从主观效果到客观效果都能看出，为人类健康和维护健康，增量资源配置是增加，而不是越来越少。

美国有一位学者认为，医疗市场规模最关键的可能不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需求。他说最核心的因素是新医学技术不断地问世，因为医学技术的影子是医疗层。

国家医改要务一：医药评估

针对不同疾病的分析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。

中医药诊疗的特点有二：一是整体化，即治病以“人”为主，治人的“病”为辅；前移化：未病（健身），欲病（预防），已病（治病）。

从药物经济学角度看，药物是否有效，病人应该能够感知，必须把焦点固定到具体的人上，从作为一个人的层面上来完成，这一点与中医药的哲学理念是一致的，即以人为主体，整体辨证论治。所以中医药会随着药物经济学现代流程的发展，获得越来越多的契机。

中医药的发展契机是：在付费制度改革方面，病种付费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支付水平；人头付费更有利于中国医学模式的整体化、前移化转型，促进预防为主与健康产业。

药物经济学侧重观察真实世界环境下患者整体状态的改善（是什么），而非着重生化机理解释（为什么）。

国家医改要务二：医学价值

一百多年前，美国医生特鲁多提出，有时是治愈；常常是帮助；总是去安慰。此医学寓意是，医生能做什么，该做什么。

一百多年后，美国一直践行特鲁多铭言的医学模式，形成家庭医生制度，即医生与家庭有长期、稳定、互信的关系。

而在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，医学服务要求帮助、安慰服务是不可能有的。我去某医院治病，拿着院长开的条，等了一个半小时，最后等到医生给我看病的时间就是两分钟。我最后问他，他要去开会了。这怎么可能提供帮助，但这不是医生之错，因我们的业务资源是建立在以医院为中心的，和我们整个人类疾病结构不一样，如想解决今天看病难的问题，必须要改变这个结构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，中国医疗要解放生产力。要精简行政，取消编制，释放巨大的医疗供应能力；以分级诊疗为主的服务结构；实施门诊、住院分工合作，制度先行，破除“拥堵”怪圈；鼓励社会办医，以多元服务、特定人群、市场条件主导原则，鼓励社会办医；政府办医以基本服务、普惠全民，公共权益主导为原则。

国家医改要务三：医学转型

疾病医学与健康医学有着本质区别，疾病医学指病有所医（检查、吃药、住院等诊疗服务），健康医学侧重健康维护（未病、已病、康复等三段服务）。

2013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40号文件）有助于促进医疗效率，因为将有更广泛、更有效的“上医”行动；促进社会和谐，因为将有更可及、更优质的“熟人”医生；促进生态环境，因为将有更一致、更协调的“问责”机制；促进经济转型，因为将有更长久、更强大的“内需”服务。